前蚂蚁金服、前字节电商工程师陈熙(化名)决定彻底脱离互联网大公司体系自己创业，计划想得很周密。实际执行时，第一步就跌跤了。

去年 9 月，他在各大互联网招聘平台放出岗位广告，等了一周，邮箱空空如也。他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于是开通了平台会员，用搜索功能给人留言，依然等不到合适的人。陈熙这才恍然意识到——原来在 Boss 直聘上是招不到厨师的。

陈熙的创业方向是潮汕美食预制菜，为了找到能帮他的厨师，他只能跑到当地寻觅大厨，到了镇上才知道，原来，厉害的厨师跳槽都是通过人才介绍所。

陈熙在大公司里做过 “从 0 到 1 的事情”，认为自己已经掌握创业方法。2018 年阿里启动集团级别的新项目，他从技术转运营，从运营转项目经理，拉团队、找资源，他会觉得自己不是一颗螺丝钉，而是在内部创业。

真离开互联网大公司体系自己单干，他才真正体会那个 “0” 意味着什么 。

陈熙第一款速食品是 “牛肉丸粿条汤”。他原本以为产业链成熟，工厂会乐于参与。但厂长们对他的小公司不屑一顾——“离开潮汕的美食还能叫潮汕美食吗?” 奔波了 20 多个城市，他终于在广东河源市找到了一家工厂。

和工厂打磨产品的那几个月，陈熙家里 140 平豪华装修的房子借给朋友住，以前出门只住五星级酒店的他，在县城只能住上几十块钱一晚的旅馆。他想，我得能吃苦，创业就是吃苦。一位朋友比他觉悟还高：“你又不是睡天桥，你怎么会觉得吃苦呢?”

以前觉得不能吃的苦也吃了，但顺利没有到来。要做无防腐剂的常温预制菜，需要经过 121 度高温高压灭菌，但牛肉丸在高温下直接爆裂，不再有原本潮汕肉丸劲道的口感，变得软绵绵。他最终放弃这个品类，转做猪脚饭。

在互联网公司，一个功能一两周就能做出来，传统行业 “钝感大概要翻个十倍、几十倍”，工人要排查、要排班、也不加班，一两个月才能等到结果。一番失败和推倒重来，正式创业 4 个月后，在河源市连平县的一家工厂里，陈熙终于做出了常温潮汕预制菜。

类似的经历，快手前员工王可乐也有。他是快手元老，工号在前 600，负责运营和营销。待了 6 年，见证了这家公司估值几百倍地上涨，也看到了在大肆扩张中的管理混乱、内容糟糕、内部贪腐。“无意义感” 不断加码，在手上 80% 的业务被一位微博职业经理人拿走后，他闲了半年。

2021 年 9 月的最后一天，王可乐兑换了第一笔期权。拿到了几百万后，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了精酿啤酒 “人间酒话” 的创业中。产品研发颇费了一番功夫，这是预期中的。最料想不到的是，在最擅长的渠道营销方面，他大受挫折。

在互联网公司积累的经验和见证的变化让王可乐相信，一款产品能在市场站住脚，品质是关键，出圈靠营销。

他非常了解如何用互联网工具把一个新品牌刻进消费者心中牌。2016 年加入快手时，全国知名的短视频达人还屈指可数，借助平台的流量资源，他扶起了很多现在的头部网红，“一路轻轻松松”。2020 年，B 站营销视频《后浪》刷屏后，他用 7 天时间策划了快手宣传片《看见》，邀请快手用户 “奥利给” 大叔演讲，成为当年的营销热门案例。

没成想，出来做精酿，现实啪啪打他的脸。产品达到量产标准后，他想给易拉罐做喷绘——毕竟外观也是品牌的一部分——但找到工厂，对方说 30 万瓶以上才接单。达到这个数字还需要时间，他当下只能在易拉罐外贴上一圈贴纸。

想当初，朋友在得知他创业做新消费品时还恭维到：“可乐你干这个，随随便便贴个牌，把产品往直播间里一放，一年搞个五到十亿没有问题。” 原来的工作，让他认识那么多网红、短视频达人，关系维护得也不错。可是因为抖音酒水资质要求比较高，需要在淘宝和京东达到一定销量，他连开抖音小店的资格都没有，小黄车根本挂不上。

真正进入实体行业，陈熙更深切地体会到难和重。实体经济要投钱买机器、建工厂，还要承担货卖不出去的风险。王可乐也知道，实业是一个更不靠运气的行业，“消费品的话你得老老实实的把每个原料搞清楚，每一个供应商一毛钱两毛钱你得算清楚。”

陈熙的产品做出来的第二个月，疫情复发。订单量下降，物流也停了，没有现金流，他只好把 10 多人的团队裁掉一半，投入的一百多万也可能血本无归。辞职创业前，新消费浪潮给他的信息是：“所有消费品都值得重新做一遍”;现在，“做得再好，投资人根本不看这个领域”。

这是独立的代价。王可乐则感慨，以前在大公司自己已经算是节省的那种领导了，每年能拿几百万的预算，“花出去就是完成工作”，现在自己抠抠搜搜，买一次几万块的流量都要谨慎计算投入产出比。最近，有一单产品在送到用户手上时易拉罐被挤压变形，他一狠心全部换成京东物流，一单成本就多了 16 元，他心疼极了。

今年 4 月，在第一款啤酒成功灌装后，王可乐发了一条朋友圈，他说，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互联网前员工

用互联网得到的东西办事

创业一开始，王可乐就想好了公司使命、愿景、价值观，并把它们融入到员工守则里。原来在大公司观察和习得的经验，成了现在创业的方法论。

开发第一款啤酒的口味时，他从淘宝京东销量最高的产品中提炼配方的参数，找农业大学的老师反复实验调整，找到最适合大众的精酿啤酒口味。他用思维导图拆解用户喝啤酒场景、理由;通过私域跑核心用户模型;用小流量测试法来检验不同版本营销思路的效果。

陈熙和王可乐的团队都很小，都不到 10 人，但都用 OKR 管理员工。互联网的测试和快速迭代的思路也被引入。

陈熙用上了灰度测试和整体优化打磨产品的方法，也用敏捷迭代的方式根据已经投入市场的产品反馈快速调整。公司的口号是：以科技复新传统美食，崇尚美食。“复新”，就是 “复制新鲜” 的含义。

对不同平台的流量特点，王可乐如数家珍：抖音是泉眼，漩涡式流量，只要砸钱可以一瞬间聚集大量流量;B 站上因为有游戏厂商的竞价，性价比低;小红书则是一块流量洼地，粉丝数少的达人在也可以拿到流量。

他还没赚到钱，不可能有资金去抓流量 “大象”，他把注意力放在 “蚁群” 上——主攻小红书。40 箱啤酒交给只有 2 万粉丝的博主，直播同时在线不到 40 人，开链接瞬间卖掉 30 箱。虽然单次销售额有限，但这个过程 “就像拿着盆子把分布在不同的荷叶上的小雨滴收集起来”，辛苦，但有效。

选择包装设计时，王可乐使用互联网内容营销思路。第一款啤酒包装的颜色是绿色，在营销文案中，他管这叫 “原谅绿”——符号意义大于设计意义，幽默、自嘲，迎合社交网络上的某种情绪，能刺激大家产生更多衍生讨论、有更多的传播。

经历过不同公司、生活在不同城市的这些有互联网背景的创业者们，认可 “好产品会被用户看到” 的理念。就像王可乐说，“移动互联网第一点是产品体验，第二是社交货币。”

并非所有离职的互联网员工都有机会像陈熙和王可乐这样创业，他们的资本是行业和时代给的。他们都是 85 后，加入互联网公司时，还有机会抓住最后一波红利。

陈熙 2013 年从一所普通本科的计算机专业毕业。他形容那个年代年轻人对互联网的向往，“能进腾讯这样的公司，你会以此为荣”。毕业离校时，他是全校工资最高的那个人。两年后他离开腾讯时，工资是入职时的 2 倍。

陈熙加入的第二家公司是证券公司的互联网部门。那是 2015 年，阿里巴巴刚创造了当时全球历史上最大一笔 IPO 神话，“传统” 公司也在加速互联网化。在证券公司，他的同事来自于雅虎、腾讯等互联网大公司。

他叫我猜猜他第二次离职前的月薪。我根据以往的了解，给了一个数字：三万?

“搞笑了，六万。” 陈熙说，“你敢相信吗?”

他将积蓄和工资投入股票市场，也买了些虚拟币，赶上了一个大牛市。在证券公司期间，他攒够人生第一个一百万，那时，他毕业不过三年。

在互联网公司的那几年，陈熙去过几十个国家，确认自己的 “整个生命不是想着财富自由最大化”，而是，“我活这一辈子，到底能不能做一件有意义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阿里四年，陈熙历经四个大事业群，从一名前端工程师成长为一名全栈工程师，经过一个个内部创业项目的历练，他训练了独当一面的能力。算上理财收益，到毕业第六年，不到 30 岁的他资产已经超过千万。这些资产和经验是陈熙创业底气的来源。

另一种方式回到现实世界的前员工

以上，我们讲述的是互联网前员工们相对顺利的故事。还有更多最近或主动或被动离开互联网的人，没有太多选择权。

1996 年出生的峰喵毕业就加入拼多多，他觉得自己蛮幸运，钱给得满意，包食宿，是 2019 年时为数不多能加入的高速增长的公司。没过太久，他对互联网的幻想就被打破了。

公司要求员工入职都要在客服轮岗 3 个月。作为 HR 的峰喵给自己洗脑，跟他们说 “这个岗位特别有价值，虽然是客服，但是也是运营，也是产品，学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但他没法这样去劝朋友、校友。按照部门规定，如果有人向他透露了离职的想法，他还必须第一时间跟上司汇报，否则就是失职。

峰喵提出转岗，被高层强行指派到快团团。领导说，以后会接触运营、产品、数据，实际则是拿着一个两三千人的用户名单，打到有人接电话或愿意加微信为止。他看到同组有四五年工作经验的主管被高薪挖来，每天也一样在打电话，“我觉得崩溃”。

离开拼多多后，峰喵决定不再加入互联网大公司。他回到老家休息了两个月，父母的积蓄给他托底，他不再觉得自己需要赚那么多钱，五六千，够花就行。

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他想过考研，也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报考的岗位招录比高达 1：500 ，加上准备不充分，很自然地落榜了。

2021 年 6 月，休息将近一年后，高中好友邀请峰喵一起创业，做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峰喵用了三个月与一所国际学校签订了宣讲协议，做好了项目书，合伙人的分股都想好了。7 月底，“双减” 政策出台，疫情防控进不了校园，短暂的创业就此搁置。没有别的出路，峰喵找了一份电商公司的运营工作，2022 年初，公司迁址杭州，他再次失业。

他知道自己的简历已经千疮百孔，在传统视角看来，职业升迁已希望不大。失去的两年仿佛一个窟窿。今年 4 月，搁置的教育培训项目又被提起。好友已经在加拿大把项目带入了正规，也有了一定现金流，希望再突破一下国内市场。

线下教育培训受制于外部环境，峰喵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一边答应朋友，一边在心里划定时间节点：一个是暑假、一个是开学，“如果要是都没有做好的话，那还是去找一个五六千的工作。”

2021 年 8 月，同样受 “双减” 政策影响，前字节跳动大力教育员工戴晶彻底结束在线教育视频编导的职业生涯。

失业第 1 天，她挺兴奋，因为 “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第 15 天，她到一家公司面试，她和面试官讨论怎么做内容，面试官则更在意 “如何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但销售、运营和推广，她完全不懂。

第 83 天，又面试了 2 家公司失败之后，戴晶终于接受年龄确实成了槛。“没有企业会招 38 岁的人做她原来没做过的事。” 她说。她曾经突破过互联网行业的 “35 岁魔咒”，加入字节时，刚过完 38 岁生日，朋友当时还感叹 “这个岁数还能进去，真吓人!” 入职前，戴晶带十几个下属，到了字节，重新成了基层。她并不太在意，那时她真诚相信字节做教育 “盘子会很大”。

2021 年 1 月底，她从上海搬到北京，上份工作结算的几天年假全用来搬家。HR 催得很紧：“你是我年前的指标，赶紧来。”2021 年 3 月，大力教育加速扩张，宣布 “未来 4 个月社招 1 万人”。

戴晶对做教育有感情、有情怀，是标准的字节好员工：会额外花时间去教刚毕业的同事怎么写故事;组内分享也会花至少半天时间准备，把多年经验毫无保留地拿出来;周末她还主动 “监课”，关注小朋友看直播课的神情动作，观察他们有没有被自己写的梗逗笑，知识点能不能懂——这是不计入 OKR 的工作。

第 107 天，“失业日记” 变成 “创业日记”，戴晶在北京磕磕绊绊地开始花艺创业。她想自己照顾好一个小生意，就像去日本旅游时看到的那样——一个拉面店老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安于在乡下开家小店，不用非得去大城市大公司争个位置，也过得挺体面。

小生意也要考虑怎么从线上引流。她很反感抖音上卖花账号的套路。尽管前同事提醒她多发朋友圈宣传，她还是觉得自己 “脸皮不够厚”。最终，戴晶选择了最原始的获客方式——摆地摊。她还为自己设计了一个 “全国十城摆摊计划”。结果，全国摆摊因为疫情泡汤，在北京第 3 次出摊时，她被城管收了车，罚款一百元。

疫情反复对中小实体店的冲击最大。2022 年 6 月，一个学花艺的朋友在小区封着出不来，戴晶帮忙撤掉了朋友的花店。她不再奢望立刻就能经营个实体小店，而是把家里的一个房间划出来当作花室，只接网单和社区团购订单。

卖花的辛苦是具体的。有一次临时接到活动商单，等不及云南的花材，她凌晨六点出门，坐地铁从西三环赶到东北五环外的花卉市场时，天才刚刚亮。再回到地铁站正是早高峰，戴晶捧着七扎花束艰难地挤了进去。2022 年情人节，她一连打了 40 捆花束。回家时骑上一辆共享单车，感觉车把是歪的。换了一辆，还是歪的。“完了!不是车的事!” 讲着讲着戴晶乐了：因为一直用左手干活，“感觉 ‘半身不遂’ 了”。

互联网不是一切

假如他所在的公司能顺利上市，陈熙将又经历一次 “财富巨大增长”。上市突然中止让他手上期权的价值缩水一半，兑现时间遥遥无期，“有些事情不是自己能推得动的”，他从那时开始想要离职。待到第七年，他观察到以前互联网通过高薪把 “社会最顶层的那拨精英圈进来”，后来 “注水性比较高，钱砸下去了，但人没有以前那么精英了。”

王可乐从快手离职的时候，还有四分之三的期权没兑换，按照现在的价格，价值 1000 多万。离开这件事情他想得清楚，“真正要走的人，门都是关得很轻的。”

离职前，他写了一篇千字长文，劝诫管理层 “珍惜来之不易的事业”。“虽然我走了，但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快手当初的那份很单纯的想把产品做好的那个东西坚持下去。” 他说。

发完文章，他便扬长而去，迅速搬离北京。

互联网行业曾经享有一切赞誉，先进、扁平、效率高，福利好，是过去 20 年来最密集地创造大公司、大富翁的行业。从咨询行业被吸引过去的杨晓(化名)曾被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吸引，加入腾讯不到两年，他又重回咨询公司。在腾讯，他看到互联网的另一面。

首先是向上抢汇报：事情做了但是没汇报，相当于没做;事情做了，让别的团队汇报了，那就是别的团队成果;事情做得不好，但汇报得好，结果还是好的。员工凑各种数字应付 KPI。一个项目，不同部门会把同一个业绩收益算成自己的，看上去都完成了指标，但因为重复统计，大部门的收入和增长指标却完成困难。业务频繁变化和反馈缺失也让他失望。加班三个月做出来一个成果，老板突然说，换个方向。

杨晓之所以离开互联网公司，是因为判断留在互联网大公司，晋升的可能性更小。回到一年一涨薪，几年一升级的咨询行业，他的确定感更强，也觉得自己在做更实际的事。今年，互联网公司业务和团队收缩时，杨晓更庆幸自己的选择——自己原来所在部门是腾讯裁员的重灾区之一。

离开互联网，看到整个社会各个行业的宏观运作逻辑，前员工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互联网虽然有创造性、有影响力，但互联网不是一切。

前小米员工任心仪大学毕业时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去北京，只投互联网产品经理岗。即使简历没通过，她也会直接去 “霸面”——那时大公司会开辟特殊的面试通道，欢迎敢于争取的年轻人。带着 “他们如果不面一下我，会失去一个人才” 的想法，只要看到机会张开一点小口子，她就满怀自信地冲上去把它撑开。

2016 年，任心仪转岗加入小爱同学初创团队时，还只有 1 年工作经验，AI 和硬件都要从零学起。总负责人和产品总监跟她一起坐在不到 15 平米的办公室，有什么任务 “歪一下头就说了”。她一个人负责五六个重要基础功能设计，有一半在上线后成为用户使用频次 TOP10。2018 年 7 月，小爱同学仅仅上市 1 年 4 个月，月活跃设备突破 3000 万台，被累积唤醒超过 50 亿次。那是她加入互联网公司后最快乐也最有成就感的时光。

产品超预期地走出第一步后，只会更快速地切换到第二阶段——商业化。个人做产品的原则左右不了公司的策略。2019 年，基础功能界面旁边开始出现各个广告主的品牌图标。广告内容也植入进来，比如，跟音箱说 “带我去兜风”，它会推荐你去买辆福特翼虎。

2020 年，任心仪离开小米，AI 领域已经热度不再。回到老家杭州，那里只有阿里和 “其他公司”，选阿里 “早就过了最好的加入的时候”。杭州字节和快手挖过她，但同样职级薪资只是北京的 80 %。她感叹自己如果早生几年，会拿到 “更匹配自己能力和野心的东西”。

公平地讲，任心仪已算是幸运。2018 年她自己开始招人时，简历里研究生学历占 90%，和她一样的 211 本科生在大厂面前已经很难再有好机会。

2021 年，她选择成为一名全职保险经纪人。保险行业现在对她来说很理想：薪酬无上限，“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满足事业上的野心。她还发现，最近不少 30 多岁的互联网人都在找新的路，她得 “提前占个坑”。

保险行业让她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重新理解大厂塑造出的 “正常”。

她曾和一位医生客户聊天，问对方，你们这个行业怎么才能达到年薪百万。医生说，年薪百万的都是在省级三甲医院外科，博士毕业后还要至少工作 10 年——用互联网眼光衡量，ROI 很低。互联网人曾经习惯通过跳槽涨薪、拿期权，但有些医生跳槽则要在新科室基层重新做起，半年到一年后才能达到正常收入。

互联网人自嘲是 “打工人”“社畜”，但有医生曾讲起半夜被电话叫醒时的心悸、被失去理性的患者家属痛骂，忙起来也顾不上家里人——在她看来，互联网人在工作时不用直面关于生老病死的负面情绪，已经算 “舒服和幸运”。

她也看到不是所有行业都像互联网那么急。她还在互联网行业时，身边年轻人很少会在一家公司待 5 年以上。但她的一位投资行业客户，7 年没换过工作，对自己选择的细分方向很有信心，觉得可以长期干下去，年龄不是问题。他听任心仪说之前九十点下班是常态，震惊地说：“我以为你说的加班是到七点。”

在北京时，任心仪和老公的朋友全是来自互联网大厂、服务千万级用户产品的年轻人。他们有着高度的自我认可，认为 “互联网很厉害，我们在做中国最高新的东西，创造最多的服务和价值”。每次聚会，她会跟做 AI 的同行聊硬件做什么新产品、车载场景怎么实现。互联网话语体系无形中把她和 “外人” 区隔开来。

转行越久，任心仪越喜欢现在的工作生活，不同行业的人拓展了她的人生观。“让我这个曾经很绝对的人，变得不同了。” 她说。

现在，她正看见更广阔世界的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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